劉進慶 | 我的抵抗與學問
我的抵抗與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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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進慶、譯/曾健民
邱士杰按语：劉進慶（1931-2005），台灣著名進步經濟學家與左翼中國統一運動參與者，出生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1956年畢業於台灣大學經濟學系，1972年取得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是台灣第一本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戰後台灣經濟的作品，綜合了日本講座派山田盛太郎的「分析」體系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官僚資本主義論」兩大傳統。
1975年起，劉進慶服務於東京經濟大學，並曾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史丹佛大學、哈佛大學等校客座。此間曾因積極參與左翼的中國統一運動而遭到台灣當局吊銷護照以及日本當局的監視，長期無法返台。2001年退休之後，由東京經濟大學授予名譽教授稱號。退休後的劉進慶投注全部心力於中國統一運動。2005因病過世。
劉進慶所撰寫的這篇自傳，原載於2003年2月發行的《東京経大学会誌（経済学）》（東京）第233号。原文是日文，標題為〈わがレジスタンスと学問〉。本文由曾健民漢譯之後，以〈我的抵抗與學問〉為題，發表在2005年12月發行於台北的《批判與再造》第26期。
一
七十歲的總括
人生在不知不覺中來到了古稀的大節日。一想起幼年時想像七十歲老人的樣子，就自覺到自己竟然已活到今天這樣的高壽。回顧過去自己七十年的人生之路到底是什麼？在這期間，充滿著波折發生無數的事情，真是一言難盡。而且，人一生的評價應該留給後世，自己去總結似乎有點奇怪。雖然如此，作為以研究學問為職業的人，有能力去分析別的事或別的人卻無法分析自己，這也是有點奇怪。我試著把自己當做客體，捨棄諸事的表象，歸納出貫穿自己一生的最普遍的單純的性格規定，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這樣仔仔細細地思考後，便想出了今天的這個題目。
一直把學問當做職業的人，談談研究的事也是應該的。但是，「抵抗」到底是什麼？首先，它意味著被壓抑者對壓抑的反抗，以及被支配者對支配的抵抗。對我而言，這個最根本意涵的「抵抗」的意識形態，在無意識中溶入了我的生活，職業甚至研究的道路，以有形或無形的各種形式貫穿了我的一生，從根柢上規定著我的一生。像我這樣的生存方式，我嘗試用「抵抗」這個用語來總括它。這是使自己也感到驚訝的，七十歲的道路的性格規定。
二
戰亂時代和出生地的「命運」
我是誕生在日本開始發動侵華戰爭之年的1931年9月，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中部鄉下「斗六街」。人生有所謂的「命運」，有人說「運」可以變，那麼「命」就不可能變了。說到自己誕生的時代和地方，那是20世紀30年代「戰亂的星空」下一個叫做「台灣」的殖民地社會，我是作為一個殖民地人而出生。這個人生被賦予的條件的確是要變也無法變，這也是作為「被支配者」的我的「命」。但是，以個人來說，我是生長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一點也沒有「被支配者」的陰影。
父親從年輕起便從事碾米、肥料和木炭的事業，在他手中賺了大錢成了斗六地方（嘉南平原北方的穀倉地帶）的大地主和豪商。我家是三代同堂的大家族，我是有八男五女的十三個兄弟姊妹的第六個男孩。母親是作為四個異母兄弟的繼母，一生在盡力維持多達三百四十人的龐大家族的和氣，是一個有大氣度且心地善良的女性。我們兄弟個個都有高學歷，是一個極為圓滿的家庭。
我家周圍也有一個極為優美的環境，眼前就是市街中心──「郡役所」（鎮公所）；沿著我家後院小道有小河流過，後門的旁側有一座木橋，橋的對岸是有山有水的美麗公園。然而，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我家右鄰有一個日本人經營的很大的日本和服店，老闆是日本人來台灣的第二代，他們的第一代是早期日本侵台時來台灣的，一直到日本戰敗投降為止的五十年間都是我們的鄰居。很可惜，兩鄰父母之間彼此並沒有來往，也沒有說過一句話；鄰居的小孩上的是與我們不同的只收日本人子弟的「小學校」。和服店老闆有根深柢固的支配者意識，經常以高姿態對待鄰居，十分討厭自己的孩子和當地人家的孩子一同玩耍，如果當地人小孩在他店前玩耍的話，經常會遭他大聲怒罵。而當時感受性十分強的我也在其中，大人的兇暴深深刺傷了小孩的心。
我的公（小）學時代（1938至1944），正是皇民化教育雷厲風行的時期。我不知不覺中被教育成一個優等的「軍國少年」。六年級的某一天，級任老師告訴我已被推薦進「少年飛行兵學校」。在兩百名的同級生中，只選了三名是相當光榮的事。我滿心喜悅地把推薦狀拿回家，得意洋洋地面交父親，以為會大受褒獎，沒想到卻被父親大罵：「傻瓜！我們跟他們不一樣！」父親是地方上的名人，也擔任家鄉的「保正」，然而心中也認為我們殖民地人到底是與他們「不同」的。我的「軍國少年」美夢也在此一舉覺醒。在這前後，有一次在學校有學生家庭原籍貫的調查，父親告訴我們，我們祖先是從中國大陸的廣東省饒平縣領腳鄉出來的。還有，我記得敦厚的父親最激動悲憤的事，就是在戰爭末期，全鎮的媽祖像被集中在公園一角焚毀的時候，父親眼中含著淚水。那是我正開始懂事的時候，這些事就成了觸發我民族感情的原點。1945年的8月15日中午，從所謂「玉音放送」知道日本戰敗的消息時，內心覺得無比暢快，臉上露出幸好沒戰死的歡喜表情。
戰後台灣復歸中國。我打從內心高興台灣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是，這也只是短暫的一年多的時間。1947年2月，發生了震撼全島的228事件，由於新政權的腐敗和惡政，把台灣民眾從希望的高峰推落到絕望的深淵所引起的怒火爆發了出來。其結果是，軍隊在各地對民眾進行了鎮壓和殺害。在車站前的廣場，被處刑後的許多地方領導者的遺體，曝屍示眾好幾天的情景，真是十分悽慘。我的兩位同班同學也在事件中喪生，這期間，我逃到鄉下親戚家各處躲避危機。那是初中二年級的春天。對國民黨軍事獨裁政權的恐怖和厭惡的感情，這十幾歲的原始體驗的陰影，一生在我內心底燃燒。從殖民地解放出來的戰後台灣社會，再度出現了壓抑和被壓抑，支配和再支配的構造，我再度被迫處於被壓抑的處境，這個原初體驗正是貫穿我抵抗的一生的原點。
在中學時代，經常與友人認真地談論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但一點也沒有談過將來要如何飛黃騰達的事；只有像要如何使黑暗社會變好這樣的改革社會的志向一直是我們談論的中心，這也是我人生最早的志向。另一方面，我也經常沉思在「我是誰」、「人生到底是什麼」這樣的自問自答中，因此也勉強算是一個「哲學」少年。高中時代，我夢想當一個物理學家，我喜歡數學和物理，這兩科目我特別強；我經常仰望晴朗夜空的滿天星星，大膽地想像著宇宙彼岸的世界。
高中三年間，我一直被指名或被選作班長，因此導師強力勸導我為了自己將來的出路最好加入國民黨，我想在老師心目中我是一個有為的青年吧！但是，我毫不考慮地婉拒了。因為我打從心底就無法原諒蔣政權和國民黨。這是我最早的抵抗。
三
白色恐怖下的青春和職場
戰後的農地改革使原本是大地主的我家家道中落，父親的事業也因為時代的巨變而歇業。在進大學方面，我放棄了原本想成為一個物理學家的浪漫理想，而選擇了容易找工作的工學院。在這時候卻碰到了意想之外的有關將來出路的大轉變；那就是，在入學註冊身體檢查時發現了有色盲，而被校方命令要轉學院，雖然我極力向教務長爭取，但礙於校方規定無法融通。這讓我痛感到人生有許多事並非事事如我願。最後不得不轉入文學院中與數理科最接近的經濟學系，我成了台大朦朧派經濟學系的學生。
當時，台大數理經濟學愚蠢到連教凱因斯經濟學的老師也沒有，講授薩謬爾遜經濟學已經是最先進的了，然而，這種經濟學理論與當時台灣大多是公營企業，而市場經濟仍然弱小的現實有很大的落差。我對於無法說明現實問題的經濟學沒有什麼興趣，因而耽讀哲學和思想方面的書，反而經濟學方面的書少讀了，因為本來就沒有一本值得一讀的經濟學。
除此之外，我全力參加各種課外活動，譬如大二的時候，由於有力的地方政治人物的贊助，我組織了住在台北的大學生同鄉會，利用同鄉會組成了普及教育的宣傳隊，利用假日到家鄉偏遠地區進行巡迴活動，我時常被朋友推選為隊長。我一直認為良好的教育是良好社會的基礎，這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活動。到了大三，我被選為第三宿舍的學生代表人；一般學生宿舍是採自治原則，學生代表只要照顧好宿舍生的食宿和讀書環境就好了。沒想到，卻發生了軍職教官要住進學生宿舍的異常情形，實際上這是學校方面為了要監視學生動態所採取的一種露骨的權力介入，這等於使學生自治形骸化。那是50年代國家恐怖主義（白色恐怖）橫行的時代，如果直接反對必將招禍，於是我私底下召集宿舍生大家採取「面從腹背」的不合作態度，以表示最低限度的抵抗。
那時恐怖政治瀰漫全社會，我內心也十分擔心。大四的時候，贊助我的有力政治人物為蔣經國所疑，而遭受肅清投獄之禍，我感到身處危險狀況而採取了收斂的態度。
大學畢業後要服一年半的兵役；在受過8個月的基本訓練和陸軍經理學校的專門教育後，以少尉軍階被分發到中部某陸軍醫院。主要擔任除了醫藥品之外的一切食住關聯的補給業務，這職務比其他軍種更輕鬆。在這裡，我的部下中有幾位大陸來的外省老兵，他們沒親沒戚，前途茫茫，真是可憐的身世。過年過節時我招待他們到我家做客。另一方面，各種各樣的政治課卻令人討厭，特別是效忠「領袖、黨國」的軍人教條的思想學習，使我心生抵抗。對於自己身負的補給業務我盡力去做，但卻不時逃避高呼「偉大領袖」的週會和月會，經常缺席。因此受到警告且被要求寫悔過書，這反而惹出我反抗的感情，心裡已有了接受處分的準備而不理睬上級的警告。退伍的前一月，醫院院長為了維持全體的軍紀，記了我一個「小過」。這並沒有影響我的退伍，反而使我覺得痛快。今天回想起來，這也可算是我對獨裁政權明白表示的一個小小的抵抗。
但是，像這樣的處分記錄，在當公務員的場合，可能是一生跟隨你的污點。我已考慮過這個問題，因此雖然我參加了公務員考試及格且被分發到財政部，卻將它一腳踢開，改換去參加當時比公務員更熱門也最難考的銀行考試，結果進了彰化銀行。實際上，嚴格來說，這裡也是公營銀行，但它的民間色彩較濃，距離國家權力的手有一定的距離。在令人羨慕的我的就職活動中，也含有我「抵抗」的生存方式的投影。
銀行的工作在待遇上比公務員或一般企業員工的薪水高出一倍，社會形象也好。然而，這裡卻不是談社會改革或國家大事的地方；天天忙著處理世間雜務，很容易迷失自己最初的志向。1950年代的台灣社會空氣沉悶，十分陰暗。屢次有出國看看，看看廣闊世界的衝動，但是當時我已婚且有二子，母親已過世且父親已屆七十高齡，而且銀行的工作有前途，有高薪生活也十分安定。即使這樣，我仍不滿於現狀，利用夜晚遲歸的一點時間，準備挑戰留學考試。我的人生又走到了一個大的轉捩點。結束了四年的銀行工作，準備留下妻子到外國留學。美國太遠，因此選擇了比較近的日本，那時我四周的人沒有一個人贊成。
的確，在那個年代，有許多青年學生出國留學。一個有好的職業和家境的我，為什麼急著「逃出」台灣呢？向家族說明的理由是到外國去學習將來可從事貿易事業。但是，我內心的深處卻是想走到廣大的世界去，再一次審視自己與台灣的關係。還有，只要出國，應該有什麼好的機會也說不定；那時，自己還未有要走學問的道路的念頭。那是1962年，二十九歲的春天。
四
在日本走入學問的世界
到日本留學的第一年，我進入了神戶大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科，跟隨藤井茂先生學習貿易理論。神戶大學是以哈樂德的外國貿易理論為中心，比台大所學的稍稍深入。對當時的神戶大學來說，我好像是戰後最早去的外國人研究生，要怎樣對待我，在學制上似乎有困惑之處，我也覺得有點不安。因此第二年便參加了東京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的入學考試，從此便開始了我往後9年間在東京大學本鄉校園的生活。
在東大研究所我師事隅谷三喜男教授，研究題目改為「戰後台灣經濟研究」。到日本第一年學習了貿易理論，但仍覺得不滿足，心想既然來到了日本就應該研究日本經濟；但是，這個研究題目並不能發揮我的優越性，因此隅谷先生即刻勸我，既然來自台灣就研究台灣經濟吧！我也體會到，從長遠來看，最終也應該研究台灣經濟才對。
在東大校園，最早吸引我的，是在台灣被視為洪水猛獸的馬克思經濟學的龐大學問體系的研究積累。但是這對我而言完全生疏沒有基礎知識。一開始，在研究所課堂上的討論我幾乎趕不上，這使我痛感到想要在所內與人討論問題，除了徹底讀通《資本論》之外別無他途。因此利用第一學年的春假，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集中精神讀完了《資本論》。對原本讀慣了哲學和思想類書的我來說，研讀艱深的《資本論》並不覺得苦，反而像整個人被吸進去般地，是不斷無止境的感動；使我深深感覺到自己更加提高了對社會經濟的辯證認識和學到認識的方法。托《資本論》之福，我第一次打開了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學門的經濟學的門扉。使我感覺到，思想、言論和追求學問的自由竟然是這樣的美好；我為留學日本帶來的成果而感到喜悅。
其次，吸引我的是韋伯的學問世界。1960年代，爆發校園紛爭前的東大本鄉校園，在我眼中是一個社會科學百花齊放的多彩多姿學問大花園。單單經濟所，就有以大內力教授為中心的馬克思學派的宇野理論正迎著最盛期；另一方面，有韋伯學派的大塚（久雄）史學也正處於顛峰期。正是這二大社會科學的學問體系，其肥沃的土壤孕育了我。有關韋伯的書，我在台大時就曾經讀過，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坐在大塚教授的課堂的末席，品味著韋伯世界及其真髓真是一大樂事。如果馬克思是以歷史唯物論為基礎的一元論的方法，那麼，韋伯在經濟因素之外也重視思想理念的規定性的二元論，乃至它把各種社會現象依其性格以類型學去認識的多元論的方法，也是一個有自足性的令人嘆服的學問體系。我從韋伯的複雜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中學到了很多。但是，這些社會科學的方法，只有在以後經過多年的反覆咀嚼和研究應用後，才真正能深刻地體會到。
除了馬克思和韋伯之外，我也從恩師隅谷三喜男先生的學問和為人為學方式學到了很多。我深深共鳴於他不拘泥學派或學說，從原典出發並主體地築構理論架構，在考察社會經濟時，經常以站在社會底層的觀點為指引的作學問的態度。還有，先生一生堅持這種態度和原則，全心貢獻社會的豐饒的人間性和高尚的品格，更是我人生的指標。年靑時曾反抗過日本軍國主義的先生，對於我反對蔣獨裁政權的生存方式表示了理解的態度，讓我感到有如千鈞的情誼。就這樣，我完成了碩士課程，留學的方向也已定；於是把妻子接來日本，我開始走上追求學問的道路。
在博士課程的後半段，東大開始颳起了校園鬥爭的風潮。東大經濟研究所幾乎陷入了瀕臨崩解的狀態。我作為外國留學生與風潮保持了距離，只有以總圖書館地下室的研究室為立足處埋頭研究。隅谷先生身負處理校園紛爭的大任，一方面仍繼續在東大駒場附近的公寓一角（秘密的家）指導我們的課業。同時，我也參加了亞洲經濟研究所的研究會成員，最大限度活用了研究所內收藏的有關台灣的圖書資料。就這樣，我博士論文的寫作就在東大校園紛爭中進行；題目聚焦在戰後到1960年代中期的台灣經濟的考察。分析理論的架構主要參考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和隅谷三喜男的《日本勞動史論》，從這兩本書中得到不少啟示，並以此考察台灣經濟的實際情況，著手論文構思；再加上，自己不斷思考為什麼有豐富農業資源的台灣在戰後會這麼貧困呢？這種基於我的生活經驗的問題意識和課題也是論文研究的對象。
五
在海外的抵抗和冤罪
這時候，我被推選為東大中國同學會的會長，它主要是由來自台灣在東大學習的二百多名留學生所組成的團體。1960年代的冷戰時期在亞洲有許多反共軍事政權，常常發生反體制的留學生的受難事件。我任會長期間的1967年8月，發生了同學會會員劉佳欽和顏尹謨兩位回台灣探親時遭逮捕的事件。台灣當局以他們與反體制（台獨）組織有關係為理由，秘密逮捕了他們並送軍法處法辦。劉先生的家屬把記錄了受嚴刑拷問逼供經過的手記送到我手上；還有當局也把兩位在日本時遭國民黨特務計誘犯罪的部分也當罪狀，我以會長的立場毅然出面究明真相。1970年兩人遭判刑（十年和十五年）後，我也站在先鋒繼續進行救援政治犯的活動，當時的東大校長加藤一郎也加入了這個救援活動。[1]不久，1971年台灣喪失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在日本的留學生整合全體意見，向台灣當局提出了有關台灣民主化的建議書《國是建議書》。[2]這一連串的民主化運動，得到超越政治立場的廣大台灣留學生的支持。不經意地我竟然成了在日本的反蔣民主化運動的領導者。想起來這是從我的原始體驗來的志向為原點，在海外的抵抗的實踐。
我一方面熱情於母國的民主化運動，另一方面，論文的研究作業也同時推進，兩者並立不悖同時進展。我往復於對抗專制政治的民主化運動的感性，和研究專制政治的下層構造的經濟的理性認識之間，這使台灣政治經濟的全貌和本質更加明確地浮現出來。我拋掉「奴隸的話」，全心忠實於真實和真理，盡全力寫下來。伴隨著研究作業的進展愈有充實感，深深感受到學問的滋味和喜悅。當日本的學生運動漸漸平息下來的時候，我的論文也已完成（1971年），向學校提出。獨自的理論架構和從社會底層出發的觀點紮實地貫穿了全體論文，被教授褒獎是「優秀的論文」。[3]至少，在校園紛爭使東大經濟所的教育、研究極端荒廢的時期，有研究的成果出來，因而得到指導教授們的歡喜和祝福吧！論文由東大出版會贊助，以《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書名出版。在書中序文的結語中我記有：「在此我謹以此書獻給現在仍遭掠奪的台灣同胞」。這是我的抵抗在學問上的實踐。然而，完成學業的喜悅只是一瞬間，嚴厲的壓迫正等著我。趁這個機會，我想把至今一直深藏內心的秘密，我一生的冤罪說出來，再來我要對這問題稍稍深入地說說。
在學業完成的1972年，那時正是尼克森訪問大陸中日復交正進行中的時期，我主辦了以留學生老校友的學者為中心的時事座談會（「留學生老校友會」〔留学生OB会〕）。同時，我也參加了有鮮明中國統一立場的雜誌《洪流》的出版，並用筆名寫文章。[4]戰後中國，由於內戰和冷戰使台灣與大陸隔離，台灣出身的我有兩個祖國。由於對「白色祖國」的絕望，有一部分台灣知識分子在海外走向台獨運動。雖然我了解他們的心情，但我堅守民族統一的原點，肯定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寄希望於「紅色祖國」。這時期，留學生之間國民黨特務的密告行為橫行，從民主化運動以來一連串的活動，雖說是基於個人信念的行動，但對台灣當局而言卻是不可原諒的「叛亂行為」。我想試試看看情況，而向在日本的台灣領事機關提出了護照延期加簽申請，結果他們卻直接沒收了我的護照（1973年）。從內人的朋友方向得知的消息，沒收護照的理由居然是「親共分子」的標籤。[5]由於我早有覺悟，也就能以平常心看待這事。還好沒有台灣護照也不影響在日本的居留，只是成了一個無法回故鄉的「棄民」。我不得不繼續留在日本，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轉變，那是1973年的夏天。即使如此，台灣當局對我一點也沒鬆手。
在我頭上戴的「親共分子」的標籤，三年後居然被升級成「中共幹部」。那時，台灣當局宣稱破獲了一個以50年代政治受難者為主的「叛亂事件」。事件當事者被台灣警備司令部起訴到軍事法庭，起訴理由是：接受駐在日本的中共幹部領導策畫叛亂，在台灣呼應大陸的進攻策略等。結果「主犯」陳明忠被判僅次於死刑的重刑十五年（1976年12月）。不過，起訴書（同年10月）上卻記有「接受中共統戰部派遣駐日幹部劉進慶的指示」，居然有我的名字。[6]這是登載在一年後出版的《軍事研究》（1977年11月號）上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有一個朋友看到後告訴我才知道的。[7]的確我曾經見過陳先生，但那只是通過拙著的見面，不記得有其他的事。東京經濟大學副教授為什麼成為「中共駐日幹部」？真令人毛骨悚然，台灣的恐怖政治的觸手也伸進在日本的我的身上。直到最近才在偶然的機會與友人談到這件事，友人聽了也驚訝無言以對。為了不使家人因為這無法想像的冤罪而悲傷，二十五年間我一直深藏在內心沒有告訴他們。這是我被壓抑和抵抗的人生的最高峰。
的確，在上述事件的前後，我幾乎每個月都接受神奈川縣警的外事課警察的「訪問」。[8]因為這是相當不尋常的事，為了避免家裡知道，而在附近的喫茶店與警察見面。表面上好像是談有關台灣留學生的事，後來才注意到原來是來檢查我的動向，也就是台灣的特務機關通過日本警察來監視我。這個「例月訪問」，居然一直持續到1978年大陸與日本締結了中日友好條約為止。這件事相當傷害了我個人的名譽和人格，使我對日本當局和日本的民主主義極度失望。
然而，我並不害怕氣餒。因為被亞洲鄰國的人們尊稱為「日本的良心」的恩師隅谷先生，以及被仰慕為「留學生之父」的穗積五一先生都站在我的後面幫助我。穗積先生徹底尊重亞洲留學生的人權和人格，是一個堅信和實踐亞洲各民族的真正獨立和繁榮的信念的人。當時，我以出身留學生的身份參加了穗積先生主持的「亞洲經濟協力事業」的活動，我是「穗積精神」的信奉者，在先生過世時，我代表亞洲留學生擔任了「葬儀委員長」。[9]
然而，對我個人來說，冤罪的「後遺症」還是繼續著。家鄉老父已超過九十高齡，人子無法與老父相見的苦楚日愈加劇。於是我以罪證沒有具體根據為由向台灣當局申請發還護照和回鄉許可，經過二年的交涉到了看起來似乎有望的時候，父親已來不及見到我就去世了，無法在父親瞑目時陪侍在側的悔痛至今仍嚙噬吾心。抵抗的「大義」和孝行畢竟無法兩全，這是1981年的春天。
針對無法奔赴父親喪儀的我，台灣當局（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今回卻急著要我回鄉。已失去在某種意義上被調查的「人質」的父親的我，採取了拒絕回台灣並強化與政府的對立關係，台灣當局也似乎已驚覺到了這問題。然而對我自己而言，為了證明自己沒罪也有必要採取歸鄉的行動。同時，如果我可以自由進出台灣，一方面可以證明我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也可以間接推翻軍事法庭對陳氏案的判決，動搖警總的威權。我也感覺到台灣的國安當局為了如何處理我的案例而不斷意見對立，也有點擔心會被捲入其內部的對立。考慮之後我決定回去，為防萬一我先向隅谷先生說明了前後因由並把關係資料託付給他。而決定於3月學校放假期間，十四年來第一次回國。從下飛機直到離台期間，一直在特務的監視之下，也出面接受了調查局和警總的共同調查，真是如履薄冰的歸鄉。可以說，此行洗清了我的冤罪，但十分遺憾，「陳明忠事件」的不當判決和刑罰卻沒有任何變動和更改。
1980年代前半，台灣政治頻頻發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暗殺事件。[10]中美建交加速了亞洲冷戰的瓦戰，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波濤加劇，同時國民黨政權的末期症狀的恐怖政治也更加狂暴。同時，我與中國大陸和外國交流的機會也增加了，在進出台灣之際依然有不安的感覺。何況雙親已不在，為了自身安全，也考慮到孩子的將來，還是決定取得日本國籍。我的抵抗的人生，實質上，在法的層面上總算告了一段落。那是1984年6月，五十二歲那年。
六
研究成果和與台灣政治受難者的見面
在我三十歲時集中精力完成的學術研究的集大成──博士論文，被審查先生們稱譽的兩項優點，主要是在分析方法的獨特性以及理論構造的緻密性，同時，先生們也指出了二個問題點，第一是：雖然分析理論架構的完成度高，但是否能有效地解釋台灣經濟的現實。第二是：這種分析的理論架構是否能一般化成解釋其他地區國家的案例？對於這兩個問題，關於前者，論文完全著重在解開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問題，對於經濟發展的角度則相對貧弱，不可否認它對196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的解釋並不充分；關於後者，在那個時候自己仍無自信，只把它當做將來再解決的課題。由於我的分析理論架構已經把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中在公與私的有關思想上和社會學上的側面，以及中國現代史中思想上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歷史觀點加了進去，我的論文觀點如果要運用在別國的案例上，我想還需要把理論架構進一步簡潔化。在那個時點，我想這個問題只有交給後代的人去處理。
其後，關於台灣經濟的發展，我基於抵抗專制政治的立場和信念，並不想去論述好像有肯定獨裁政權味道的台灣經濟發展論，且有意在避開它，某種意義上是不想去迎合時潮。終於在1980年代末，由於隅谷先生的召集，我與凃照彥先生三人共同執筆出版了《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的成就與問題》（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年），填補了這個空白。
還有，有關博士論文中的分析理論架構是否可以一般化的問題，沒想到現在終於可以確定，它可適用於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我從公有經濟、私有經濟和小農經濟的三方面去分析台灣經濟的方法，也可以用在分析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時間許可，我想去挑戰這個問題。
對於把焦點放在考察構成專制政治的物資基礎的台灣經濟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拙著《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給予最高評價的，是台灣的讀者。拙著與台灣讀者最初相遇，我的最早讀者是台灣的政治受難者。前述的「叛亂事件」的中心人物──陳氏是最早拿到這本書的人，拙著先在台灣政治受難者之間廣為流傳閱讀。但是，很快地，也許與前述「事件」有關係，這本書成了台灣當局的禁書。事後聽到的說法是：政治受難者喜歡這本書的理由是，拙著把他們曾認真思考過的這個時期的台灣問題，以及其後在獄中也曾研究過的時期中的諸多問題，以合乎邏輯的、實證且明快的方式整理出來且給予概括。這個讚譽，回答了論文審查時被指出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是否可以有效地說明台灣經濟現實的這個質疑。因此，對於拙著可以為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的台灣政治受難者的立場和見解代辯，我內心感到十分高興。
為政治受難者所喜愛的拙著，對台灣當局而言是「討厭的存在」。舉個例子，1979年10月因《富堡之聲》思想問題事件而被逮捕的名作家陳映真先生，被特務列舉的所謂嫌疑證據中拙著就名列其中。[11]陳氏出獄後經營出版社，1987年戒嚴令解除後，開始推動拙著中譯版的出版計畫，1992年終於完成了中譯版《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的出版事宜。
譯者是台大研究所的三名氣銳研究生，監譯者是林書揚先生。林書揚先生經歷三十五年最久的牢獄，是台灣戰後政治受難者的代表人物。拙著在台灣的中文版，是曾經與戰後台灣恐怖政治戰鬥、受苦的政治受難者們熱烈的推舉和努力的結果。
沒想到這中譯本得到了《中國時報》當年度十大優秀圖書獎，得獎的佳評是：「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經得住時間的試煉」。[12]時代在轉變，拙著由「禁書」成為「好書」，事物的黑白真的逆轉了。中譯版也不斷再版，1999年被指定為台北市政府的優良推薦圖書。[13]很幸運地，這本書廣為台灣的研究生所閱讀，特別是成為專攻這領域的研究生的必讀書。這樣拙著總算無辱於東京大學的學術聲譽，也算可報答恩師的學恩。還有，拙著作為我在學問上的抵抗的實踐的果實，對母國社會也有一定的貢獻，這樣我的抵抗和學問的人生可說了無遺憾了。
七
結尾──對東京經濟大學的感謝
我在1975年人生最困難的時期，為東京經濟大學所採用，開始了大學教師的人生。本校對失去了護照的台灣「棄民」的我，與對日本人毫無二樣以專任教師採用。對我來說，這個恩義是無可比喻的巨大和深切。我把本校當做「母校」，以無上感謝的心情全心全意從事本校的教育研究和行政工作，我愛護本校的感情也很深。甚且，本校比這更愛護我，讓我擔任各種要職，這期間，雖然多少嘗了辛酸，但是與其說是辛苦倒不如說是在咀嚼報恩的喜悅。這是我打從內心的話。
在此，我想說出當時採用我的，已過世的前校長井汲卓一教授和前經濟學部長木原行雄教授的兩位大名，表示我衷心的感謝。如果我對本校有一點點貢獻之處的話，當歸功於兩教授的遠見。還有，把我介紹給井汲教授的是前野良教授，他的厚愛令人難忘。
回顧七十年的星霜歲月，年少時常常浮現腦際的問題──「我是誰」，在人生不斷的經驗和思索之中，終於有了解答。答案是超出科學領域的問題，這待來日有機會再說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方向和原則。我個性生來樂群，是一個跟誰都可以相處的人。「溫厚的人」，這是我給一般人的印象。我想這應該是受到雙親和家庭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我有遇弱則弱，遇強則強的性格和行動特徵。最近畏友中村貞二教授曾經用「激情的人」這句話來總括我這個人，雖然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的確也有這一面。這個「激情」的一面，也許是來自在戰亂的時代而且活在壓抑的社會的我的抵抗意識形態。我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在溫厚和激情之間擺動的。
上面的談話，是以到現在為止一直沒有人知道的我的「秘話」為中心。還有，我個人學問的創造性在三十歲是顛峰，之後只可以算是「附錄」。這期間，在我研究世界經濟南北問題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在國際上我的「抵抗」的立場和觀點，的確也有其普遍的適用性。雖然如此，這個領域的學問研究，全體來看，仍然未成熟成果貧弱，而且，世界經濟仍處於快速再編組的過程，適用於這個領域的一般通論的研究，包括我自己在內還未完成。還有，關於經濟學的研究，要經過長期的觀察和思索，才會到達有自己觀點的「經濟學」。因為篇幅的關係，這些問題待他日再討論。
總而言之，我一生的抵抗的生存方式，是從被壓抑的命運中解放出來，做為一個人得自主、自由地生存，並且朝向超越一般世俗名利的更高的價值邁進。追求學問的道路使這樣的生存方式成為可能，並且能夠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留給後世。東京大學，還有東京經濟大學給予了我這樣的場所，真感謝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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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個事件，取兩位會員劉佳欽、顏尹謨的姓名而簡稱為劉顏事件。1967年8月發生事件，1970年8月13日國防部軍法庭宣布最終判決。在這期間，劉氏對八年的一審判決不服再上訴，結果反而被加重二年而成為十年刑責。還有，劉氏十五年的刑責是僅次於死刑的重刑。這個事件的有關資料，由東大中國同學會編成了一冊《劉顏事件關係資料集》（1972年，共155頁），收藏在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而且，當時的東大校長加藤一郎也於1970年5月22日致函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對事件表示極大的關心，並要求讓兩位學生回日本復學。
[2] 〈國是建議書〉是以解除戒嚴令、釋放政治犯、國會議員民主選舉等為主要內容。1971年12月25日提出。是由東大中國同學會、早稻田大學稻門會、明治大學台灣同鄉會、中華民國京都留學生同學會以及中華民國關西同學會的聯署向台灣政府提出的。資料引自《劉顏事件關係資料集》。
[3] 隅谷三喜男，《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て：一社会科学者の回想》，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第214頁。
[4] 當時，台灣留學生所處的政治情況十分錯綜複雜。「留學生老校友會」大約半年就中斷，而《洪流》總共出版到第六期便停刊（1974年9月）。記得我用「江明」的筆名寫文章。其他，當時也有組織「旅日中國留學生會」的活動，但是那時候我已不是留學生身份，因此沒有參與。〔邱士杰按：劉進慶此處回憶有誤，他所使用的筆名應為「江林」。〕
[5] 把沒收護照的裁決文拿給我看的，是當時在亞東關係協會工作的朋友Q先生，可說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友情。另一方面，長期擔任該關係協會監視留學生工作的主持者是楊秋雄那個人。把留學生內部情況而向台灣當局密告者大多是留學生特務。反共特務的密告像「抓魔女」一樣，把留學生分成反體制派和體制派，而反體制派又被分作統一派和獨立派，這種特務活動加深了同胞間疑神疑鬼、矛盾對立的悲劇，在此記下種種，作為歷史的教訓。
[6] 台灣警備司令部起訴書，警檢訴字第278號，軍事檢查官臧家正，1976年10月29日，第213頁。以及台灣警備司令部判決書，諫判字第78號，審判長王雲濤，1976年12月15日，第314頁。就像此處所見的一樣，從起訴到判決居然只有一個半月的時間。然而，判決書中我的名字只記載「劉ΧΧ」。這個事件，取「主犯」陳明忠的名字故被稱「陳明忠案」。陳先生在出獄後的1990年曾為表示歉意來找我。當時的談話中，陳先生表示當時在調查過程中受到嚴刑拷問，被逼說出在日本所遇到的所有人的名字。其中有提到我的名字，但完全沒有說到「中共駐日幹部」的話。他表示，在起訴書和判決書中出現筆者的部分，完全是為了加罪於他而由特務捏造的。而且，當時判決書並沒有交給被告，直到服刑後的1980年代才交給被告。
[7] 明石一郎，〈在日中国諜報機関の機密〉，《軍事研究》，通巻第140号，1977年11月号，第99頁。另外，參考謝傳聖，《大陰謀──共匪統戰顛覆實錄》，台灣：聯合報社，1979年，第74頁。
[8] 依據筆者手上的名片，訪問者的職稱和姓名，是神奈川縣警察本部，警備部外事課，神奈川縣巡查部長K氏。還有，為什麼不是由東京都而是由神奈川縣負責呢？這也不清楚。
[9] 請參考〈記念対談：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創立45周年，創設者穂積五一先生生誕100年，穂積精神の当時と今〉，《アジア之友》（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2002年10月号，第2-10頁。以及同《アジア之友》，1981年10月、11月号，故穗積五一先生追悼（その三）特集，第10-14頁。
[10] 台灣省議員林義雄的老母親和二個子女，在大白天家中的慘殺事件（1980年2月28日）。住在美國的大學教授陳文成回台期間，在台大校園內慘遭殺害事件（1981年7月3日）。住在美國的作家劉宜良，在家中遭人暗殺（1984年10月15日）。等等，這些案件背後都和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有關，被視為是對對反體制分子的暗殺事件。《台灣歷史年表，戰後篇Ⅲ（1979-1988）》，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第42、92、182頁。
[11] 同上《台灣歷史年表》，第24頁。
[12] 依據筆者手中所藏1993年1月8日受獎通知書。
[13] 依據筆者手中所藏1999年3月27日，「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優良讀物推介證書」。
（本文得到刘文译者曾健民医生的授权，感谢曾医生赐稿！）